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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森:唐蕃角力与盛唐西北边塞诗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9-03-26 14:47 浏览次数:

  唐代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纷繁复杂的唐代民族关系,尤以唐与高原吐蕃政权的战和往来延时至久、涉及至广、影响至深。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唐蕃关系史中,双方既建立起舅甥和协的亲戚关系,也留下刀兵相见的血泪记忆。特别是在唐玄宗执政的四十年间,双方关系持续动荡,构成了当时民族关系的主要矛盾。而在文学史上,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一类被后人冠以“盛唐边塞诗”之名的诗歌类型发展到了顶峰,涌现出了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颀等一系列以边塞诗著称的名家;李白、王维与杜甫等大诗人也创作出一流的边塞诗作。这种并非巧合的与文学之间的同时性自然值得深思。盛唐边塞诗与当时的唐蕃关系存在着怎样的关联?边塞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情绪、观点与倾向性,究竟折射出怎样的社会心理?对于边疆战争的刻画甚至暴露,是否真的构成边塞诗书写的主体?凡此种种,都需要结合当时的军事形势、结合总体的时代社会环境,加以有针对性的梳理。

  边塞诗创作必然要产生于实际的边疆战事之中,将唐代边塞诗与前代征戍题材作品相隔开,有无具体的指示对象,是一个基本判断标准。由于唐代中原王朝与周边诸族之间确曾发生过不同规模的边疆战争,因此绝大多数唐代边塞诗,都应存在具体本事。盛唐高适的《燕歌行》《蓟门五首》、祖咏的《望蓟门》、崔颢的《雁门胡人歌》《古游侠呈军中诸将》等名作,就是以玄宗朝发生在东北的战事为创作背景,可称之为东北边塞诗[参余恕诚、王树森:《论初盛唐东北边塞诗及其军事背景》,《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与此同时,包括李白《战城南》《关山月》《白马篇》《从军行》以及《古风》其六、其十四、其三十四等,王昌龄《塞下曲四首》《从军行七首》,王维《燕支行》以及杜甫《前出塞九首》等名作在内的另外一些边塞诗,其本事为何,是有具体所指,还是属于更大范围内对民族恩怨的概括描写?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李杜二集,不同注本对于同一诗歌的题解,经常分歧很大。

  在排比相关历史及文学材料后,笔者认为,根据边塞诗所涉及的总体地理方位的不同,盛唐边塞诗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类可与东北边塞诗相对应的西北边塞诗系列,上引李白以下诸首边塞诗,多属此类。盛唐西北边塞诗地理与民族指向明显,主要是以玄宗开元中后期至安史之乱爆发这近三十年(727—755)间发生在西北的唐与吐蕃的战和纠葛为背景。这既符合玄宗朝边疆形势的实际,也可从盛唐主要边塞诗人的创作经历中寻找到对应。

  唐蕃自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始通消息,特别是由太宗朝文成公主、中宗朝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赞普所确立的舅甥关系,影响深远。但经过唐高宗咸亨元年(671)大非川之役,唐蕃矛盾逐渐加深。由于吐谷浑覆国,唐蕃之间的重要战略缓冲不复存在,吐蕃可以直接耀兵青海。从武后朝起,吐蕃与此时复兴的北突厥,就并为唐西、北边境所面对的两大主要边患,而且相对于日渐衰落的突厥来说,吐蕃正在加速进入其强盛期,对于唐的边防安全威胁更大。

  在玄宗统治的最初十年,由于突厥这一宿敌仍然存在,并且无论是与受其驱使的东北奚与契丹等族,还是与吐蕃及西域诸族,都有可能形成联合而犯的态势。唐玄宗即位之后,首先仍将注意力集中于突厥,数次组织北伐,终于在开元四年(716)斩杀突厥默啜,根除了这一为害唐北疆安全数十年之久的大患,其后的毗伽可汗时期,虽然局势仍出现过几次反复,但总体上来看,突厥内部已经分崩离析。开元十三年玄宗封禅之后,和平友好状态下的绢马贸易开始逐渐占据唐与突厥关系的主流,刻于开元二十年而至今仍矗立在蒙古草原的《阙特勤碑》就是其体现[参岑仲勉著:《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4年版,卷十六,第877—907页。]。这种关系直至后来突厥在大漠南北的势力范围渐为回纥所代替后,仍在维持并发扬光大。这说明在玄宗朝四十三年的边疆问题中,突厥因素的存在,充其量只持续了十年左右的时间。

  吐蕃与唐的交恶,则经历了一个逐步加剧的过程。开元初年吐蕃对唐多次表现出的无礼、悖慢与狡诈,固然令玄宗不快[开元二年吐蕃寇扰渭源之时,玄宗甚至一度扬言要御驾亲征,最后因薛讷等指挥的先头部队已经在河西前线取得大胜,未成行。参【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211,开元二年十月“吐蕃复寇渭源”条,第6705页。],而且此后双方也的确“连兵十余年”,致使“甘、凉、河、鄯,不胜其弊”(张说语),但总的来看,吐蕃的进犯,破坏尚小,唐对吐蕃的策略仍是恩威并用,立足于和。

  从开元十五年起,彻底铲除吐蕃之患的意念终于占据唐玄宗思想的主导地位,唐对吐蕃开始形成了举国征讨的体制。先是开元十五年在王君奂于青海大胜吐蕃之后,玄宗没有采纳张说“听其(按,指吐蕃)款服,以纾边人”的建议,反而大赏王氏,并批准其“深入讨之”的请求,史载“上由是益事边功。”[参《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五年正月辛丑“凉州都督王君奂破吐蕃于青海之西”条,第6776—6777页。]这种君主意志的巨大转变必然在根本上左右此后唐蕃关系的基本走向。继而开元二十八年金城公主病逝,唐玄宗断然拒绝吐蕃再次和亲之请,这意味着延续近百年的唐蕃舅甥关系,此时已不能再成为影响唐策略制定无法罔顾的约束性因素。最后,天宝元年(742),玄宗大幅度调整边防部署,将大批军队压至唐蕃边境,河西、陇右、剑南三节度的兵力合计十七万九千人,若再加上互为犄角的安西、北庭、朔方三节度,则总兵力达二十八万八千人,占当时镇兵总数的近60%[参《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元年正月“是时,天下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条,第6847—6851页。],为唐全面吐蕃作了军事上的重要准备。至此,唐蕃矛盾终于上升为唐最首要,直至安史之乱爆发。

  唐蕃矛盾激化的四十年里,众多唐朝诗人都曾亲临西北边疆前线或亲历有关唐蕃战事,王维、高适、岑参都曾于开元或天宝年间进入河陇前线,三人绝大多数边塞诗所依之背景为唐蕃战事可无疑议。杜甫的《兵车行》《送高三十五十五韵》《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寄高三十五》等诗,仅从诗题或诗文中的相关描写就可判断是围绕天宝末年唐与吐蕃在河陇所发生的战事而展开的,其《前出塞九首》,纵然更显超脱,所依托的也是唐蕃矛盾下的时代社会心理背景。王之涣(688—742)虽然年辈稍长,但依据薛用弱《集异记》中的“旗亭画壁”的故事,他与高适、王昌龄等人交善,《凉州词二首》显系针对吐蕃而作。至于其他表面上没有明确指示对象的边塞诗作,则只需考察作者登上诗坛的时间上限,即可明了其本事。如前所述,唐蕃矛盾彻底激化始于开元十五年,而盛唐主要边塞诗人中,储光羲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王昌龄开元十五年登进士第,常建开元十五年登进士第,陶翰开元十八年登进士第,李颀开元二十三年登进士第,李白开元十三年方才扁舟出峡[按,此处所定诸家及第时间,依陶敏:《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所作补正,辽海出版社2010年版。],此后又经历了一段酒隐安陆的岁月,因此其诗歌创作真正的丰收期应迟至开元中期以后,此外,像刘长卿、颜真卿、杜頠等有过西北边塞诗创作的盛唐诗人,基本上也都于开元中后期登第入仕,也进入诗坛,当时,突厥已经退出地区角逐的舞台,回纥、南诏等后起民族尚未形成足够声势。唐的主要边患就是吐蕃,诗人的边塞诗创作自然不会偏离这一社会热点。

  盛唐西北边塞诗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有很多作品,从表面来看,与吐蕃并无直接的关系,如岑参从军西域时的诗歌创作中所提及的轮台、热海等地名,均与吐蕃本土相距甚远,叶河蕃王、播仙等民族显然也与吐蕃非出一源。如此看来,则岑参的西域诗,并无多少涉及唐蕃矛盾的内容。然而如果我们深究唐与吐蕃的关系史,就会发现,唐蕃相争,其范围并不局限于河陇剑南等唐朝内部州县,原由唐安西、北庭两都护府所经营的羁縻府州,也是双方争夺的重要对象。为了控制西域部族,吐蕃采取了包括和亲在内的各种办法,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载云:

  夏,赞普牙帐驻于册不那之昂木林。嫁王姐墀玛类与小勃律王为妻[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余国,皆附吐蕃,贡献不入,前后节度使讨之,皆不能克[《资治通鉴》,第6884页。]。

  不仅可以印证藏文文献,而且还表明吐蕃对西域控制之深。天宝中期以后,随着对唐河陇边境进攻的受挫,吐蕃更将其相当注意力转移至西域,支持受其控制的西域诸族反抗唐的统治,迫使唐派重兵至此镇抚以稳定西域局势。因此,玄宗朝唐在西域展开的各种军事行动,背后或多或少都缘于吐蕃在发挥影响。离开吐蕃这一关键因素,来谈当时的西域形势以及在这种形势下所产生的岑参边塞诗,无疑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这是最负盛名的几首盛唐边塞诗之一,然而此诗最后一句提到的“吐谷浑”却颇为费解,因为早在唐高宗朝,原先的青海霸主吐谷浑即已被吐蕃灭亡,吐谷浑故地全为吐蕃所占据,为什么在盛唐边塞诗中,“吐谷浑”又重新出现?当代研究边塞诗者众,对此却大多认为是一种泛指或代指[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上世纪70年代编选的一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释最后一句云:“‘吐谷浑’,晋时鲜卑族慕容氏的后裔,据有洮水西南等处,时扰边境,后被唐高宗和吐蕃的联军所败(森按,吐谷浑是为吐蕃所灭,非唐蕃联军所灭,编者误),这里的‘生擒吐谷浑’,泛指俘获敌人,不必泥解。”它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室唐诗选注小组所编之《唐诗选注》(北京出版社1978年版);黄肃秋选、陈新注:《唐人绝句选》(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持泛指的观点。而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之《新选唐诗三百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则认为系代指“反击吐蕃者。”]。然而,检讨相关汉藏文史料就会发现,所谓吐谷浑的覆国,只是指慕容氏政权被推翻,并不意味着吐谷浑民族的消失。实际上在高宗咸亨元年被吐蕃征服之后,吐谷浑一直作为吐蕃别部在、经济、军事上都受到后者的统一领导,吐蕃经常派人往吐谷浑征大料集(即征发户丁、粮草、劳役等),特别是吐蕃对外战争中,吐谷浑常常充当马前卒的角色[参林冠群著:《唐代吐蕃史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9页。]。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

  王难得……(天宝)七载,从哥舒翰击吐蕃于积石军,擒吐浑(笔者按,吐谷浑又称吐浑、退浑。)王子悉弄恭及子婿悉颊藏,累拜左卫大将军,充关西游奕使[【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246页上。]。

  王忠嗣为左威卫郎将,专知行军司马。开元二十一年秋,吐蕃大入,忠嗣以所部策马而前,杀数百人,贼众遂乱。三军翼而击之,吐蕃大败。忠嗣以功最,诏拜左金吾卫将军。天宝中,累迁河东、朔方节度使,频战青海积石,皆大尅捷,又伐吐浑于墨离,虏其全国而归[《册府元龟》第4245页下。]。

  将这些史料与王昌龄诗对读,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诗中所描写的“已报生擒吐谷浑”,完全可以实有其事(甚至就是以王忠嗣讨伐吐谷浑之役大获全胜为背景),无需作泛指或代指解。第二,吐谷浑之所以要与唐发生争战,归根结底是受吐蕃驱使与胁迫,并非主动而为[被吐蕃控制以后,吐谷浑民族一直对唐王朝心存感念,贞元末年,吕温出使吐蕃途中所作《蕃中答退浑词二首》,诗前即有序云:“退浑种落尽在,而为吐蕃所鞭挞,有译者诉情于予”,透露出吐谷浑受吐蕃控制的悲惨境遇。诗中又云:“万群铁马从奴虏,强弱由人莫叹时”、“明堂天子朝万国,神岛龙驹将与谁。”表达出作为大国诗人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与牵念。]。也就是说,此诗所写之战争,本质上还是属于唐蕃两强之间的矛盾。

  讨论盛唐边塞诗,一个永远无法绕开的话题,就是如何评价其对边疆民族战争的态度。20世纪以来,学界对此已经做了较多研究,但由于缺少足够的唐蕃关系视野,不仅误读了某些边塞诗,甚至在对唐代边塞诗的整体认识上,也会有失片面[在近一个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边塞诗研究中,有关边塞诗对于民族战争的态度问题,一直是研究者用力最深最多的一个方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吴学恒、王绶青、涂元渠、周家谆、刘先照以及吴庚舜等先生,纷纷著文深入讨论玄宗朝边疆战争的是非得失以及盛唐边塞诗与重要边塞诗人的立场,1984年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盛唐边塞诗的是非评判更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其中不乏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不少问题,仍需排比相关材料,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加以科学分析。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尚不在于给出孰是孰非的论定,而应是为边塞诗中所表现出的立场、观点乃至情绪,寻找出符合逻辑的成因。

  盛唐西北边塞诗中,经常表现出对吐蕃等族的敌意,王维说:“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燕支行》)又说:“日没沙漠垂,战胜烟尘里。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从军行》)李白在《出自蓟北门行》中更有对唐军在战争中大获全胜场面的铺陈,诗云:

  虏骑横北荒,胡星耀精芒。羽书速惊电,烽火昼连光。虎竹救边急,戎车森已行。明主不安席,按剑心飞扬。推毂出猛将,连旗登战场。兵威冲绝幕,杀气凌穹苍。列卒赤山下,开营紫塞旁。孟冬风沙紧,旌旗飒凋伤。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单于一平荡,种落自奔亡。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

  那种大获全胜的志得意满,丝毫不加掩饰。连杜甫在《前出塞九首·其八》中,也正面刻画了“虏其名王归,系颈赴辕门”的军事胜利,它们背后都包含着一种敌视心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心理的存在呢?

  舅甥关系的确立,曾经让唐方对唐蕃友好寄予厚望。景龙元年(710)金城公主入藏,唐中宗不仅昌言命女和蕃,是基于使“边土宁晏,兵役休息”的重要考量[李显:《金城公主出降吐蕃制》,载【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卷42,第205页。],而且亲至始平相送,并令从臣赋诗饯别。从保留下来的诗作中可见,时人也多对和亲的效用期许很高[参余恕诚、王树森:《论唐代和亲诗歌的诗史意义》,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但是玄宗即位后吐蕃的所作所为显然背离了舅甥和协的初衷。开元前期,吐蕃几乎年年进兵唐河陇、剑南地区,与此同时,还挑唆西域、云南地区的少数部族伺机而动。这在当时,的确让整个唐王朝,从君主到平民,均不胜其扰[玄宗朝人樊衡《河西破蕃贼露布》一文具体回顾了吐蕃的各种挑衅行为及其后果,结合汉藏文历史文献的记载,樊衡所言显非虚语。樊文载【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卷352,第1579—1580页。]。特别是为了应对吐蕃,唐王朝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承受巨大负担。前线将士的拼杀、后方州县的凋敝、边地边民的惨遭劫掠杀戮……,这一切都为密切关注边防的诗人们所忧思。他们显然对于吐蕃的背信弃义、咄咄逼人产生强烈不满。这种不满,又必然会表现为边塞诗中的负面情绪。

  边塞诗中的负面情绪,还需要从更久远的历史时空寻找渊源。在中华大家庭的形成进程中,各兄弟民族间的碰撞融合,经常需要通过杀伐征战来实现,而生活在黄河流域,具有很高社会财富与文明水平的汉民族,则每每处于风暴中心。秦汉以来,边疆民族的进犯,确给内地带来灾难。如今,当吐蕃这样新的强邻再度寇扰,汉民族深入骨髓的忧患意识与民族自尊心再次被激起,李白说:“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古风·胡关》),用十分宏阔的笔触描写了千年来外族入侵的危害;王维的《燕支行》开篇就说“汉家天将才且雄”,以汉喻唐,自有深意;高适《登百丈峰二首》先后列举汉朝霍去病征讨匈奴未竟全功与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寇乱中原等事,都说明在广大汉族士人心目中,并未忘记民族恩怨纠葛的历史。现实中的劲敌与历史上的宿怨相交织,形成了盛唐诗人难解的心结。王昌龄的《出塞》: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无论是王诗中的“胡马”,还是李诗中的“匈奴”,都借指当时唐所面临的最大边患吐蕃。诗人却偏爱使用历史名词,除了艺术手法上的考虑,更包含着一种深沉而悲怆的历史追怀与反思。从“秦家”“汉家”到“去年”“今年”,这些表示朝代表示时间的词语序列暗喻历史与现实的相似,是对边患绵延久远难以消弭的焦虑与愤懑。一句“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包含着强烈的民族文化对立情绪,当站在汉民族立场上的诗人们带着这样的情绪创作诗歌,就很难掩饰金刚怒目之气,“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之所以会如此誓言战胜“楼兰”之敌,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决绝,是因为这其中不仅有新仇,也有旧恨。李白《关山月》中说:“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将汉高祖遭遇匈奴的白登之围,与如今吐蕃(胡)对于青海的觊觎对举,正是将现实的吐蕃之患纳入到汉民族抵御外敌的全部历史中来观照。

  当然,盛唐诗人之所以为唐蕃战事鼓呼,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诗人愿意投笔从戎、献身边塞,除了自觉的责任担当,也有谋求个人功名的考虑。玄宗一朝唐蕃之间的攻守进退十分激烈,从唐方来讲,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的,积聚人才投入边事,需要适当给予那些有功之人以褒奖、提拔。开元十六年七月,唐玄宗下制征讨吐蕃,其中就列举了对将士的封赏标准,特别是“不限白身官资,一例酬赏”的承诺,尤具力[制文载《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五”,第11585上。],意味着只要立有战功,则无论此前是何出身、背景,立致王侯将不再遥不可期。而河西小吏牛仙客的升迁之途又无疑是玄宗没有食言的最有力证明[参《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朔方节度使牛仙客”条,第6822—6823页。]。在这种选人用人导向下,人们愿意将从军边塞作为个人升迁的一条捷径,并为之付出哪怕是冒险的努力。在这样躁动的时代背景下,文士们的澎湃可想而知。姑举数诗为例:

  吾观非常者,碌碌在目前。君负鸿鹄志,蹉跎书剑年。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余亦赴京国,何当献凯还。

  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怅望日千里,如何今二毛。犹思阳谷去,莫厌陇山高。倚马见雄笔,随身唯宝刀。料君终自致,勋业在临洮。

  四诗均为送人赴边之作,可见在当时,立功边塞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人生选择。李白诗云:“安西幕府多才雄”(《送程刘二侍御兼独孤判官赴安西幕府》),盛唐文人对于边塞的向往,简直可以用趋之若鹜来形容。刘长卿笔下的于群,经史满腹,但在内地却遭遇着“蹭蹬空数年,裴回冀微禄”的失意窘境,为了迅速改变现状,于群选择了到边塞去博取机会:“西戎今未弥,胡骑屯山谷。坐恃龙豹韬,全轻蜂虿毒。拂衣从此去,拥传一何速。元帅许提携,他人伫瞻瞩。”(《赠别于群投笔赴安西》)将西戎未弥的边防形势作为自己获致提携,受人羡慕的重要契机。杜甫在《送高三十五十五韵》中说高适离开内地,赴边幕任职是“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的明智之举,与高适“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作》)的夫子自道完全一致。这样的心理背景,自然会导致他们的边塞诗创作豪情难抑,而其流弊,则是内敛不足、理智不够。

  现实的困扰、历史的积怨与个体功名的,正是三者的联合作用,使得盛唐西北边塞诗中的杀伐之气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么怎么评价这种杀伐之气?过去的研究要么全盘否定,要么不加分析地统统认可,其实这都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首先,不能把边塞诗人与高层人物观察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深度等量齐观。因为高层人物由于处在制定政策的关键位置,对于问题的考量要更显周详、长远。譬如从开元后期开始,围绕着如何应对吐蕃,在朝廷内部,就有以张九龄、王忠嗣为代表的持重派和以唐玄宗、李林甫、杨国忠、高仙芝、李宓等为代表的冒险派的分野,双方的争论异常激烈,特别是天宝七载的石堡城战役,招致持重派的严厉批评。然而在社会上,不少人认为此役一雪前耻,刘长卿的《平蕃曲》、高适的《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不及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乃至于杜甫的《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等诗歌,都为战役的主将哥舒翰唱赞歌。我们可以批评诗人们缺乏远瞩的眼光,但是应当承认这些诗歌的出现,折射出一种并不小众的社会心理。其次,诗人们鼓吹战争,但其最初动机仍是希望和平重现。见惯了杀伐征战的盛唐诗人们,没有哪一位是真正狂热的战争主义者,在他们眼中,唐王朝所进行的民族战争,无论具体某役属于被动防御或主动进攻,广义上讲,都是被强加的,即李白所谓:“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实际上盛唐边塞诗对于和平的呼吁是一以贯之的,常建云:“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塞下曲四首·其一》);李白云:“转战渡黄河,休兵乐事多。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塞上曲》),即便是那些为饱受争议的战争如石堡城之役唱赞歌的诗章,也指出战争有可能一劳永逸地解除边患,刘长卿云:“陇头那用闭,万里不防胡”(《平蕃曲三首·其二》);高适云:“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九曲词三首·其三》),盛唐诗人们从未否认战争本身的残酷,他们认为,只有让和平回归,战争才算实现真正的目标。

  应当承认,盛唐诗人对于边疆战争的认识确有肤浅庸俗值得商榷的一面,但是任何人都是立足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中来观察分析问题的,不能苛求古人超越时代。而且我们还需注意,盛唐诗人对于以唐蕃战争为代表的边疆民族战争的认识并非众口一词,更非一成不变。不同诗人基于自己的阅历经验,即便对同一场战争,评价也往往大相径庭。随着战争的迁延日久,诗人们对于战争的是非得失,更存在认识上的逐渐深入。从起初一味赞扬战争,再到徘徊于期待战争胜利与怜悯生灵涂炭的纠结,最终发展到指斥战争的罪恶,刘湾的《云南曲》、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兵车行》都是揭露穷兵黩武战争的力作。而更重要的,盛唐边塞诗中对边疆民族战争的描写,特别是渗透其中的坚强刚毅、充满血性的民族精神品格,以及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耀眼的的人道主义光辉,不仅为广大汉民族士人群体所持续发扬光大,也逐渐为中华大家庭中的其他兄弟民族成员所认同。时过境迁,当兄弟民族经由碰撞走向更高层次上的融合之后,盛唐边塞诗中所融铸的、具有高度共通性的伟大民族精神,便成为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应对各种外部风险与挑战,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的共同精神支柱。

  边塞诗产生于民族战争的背景之下,其内容似亦主要描写战争,然而在盛唐边塞诗中,却有不少作品主在写和平景致。如前述崔颢的《雁门胡人歌》,展现的就是一幅东北边疆战事稍歇之时,部族健儿忙里偷闲酒家买醉的静睦图卷。而在西北边塞诗中,类似描写更加普遍。王维、高适、岑参三位亲临边塞的诗人,即有很多诗章描写和平状态下的西北地域风情。兹各引一诗为例:

  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

  化塔圪中起,孤高宜上跻。铁冠雄赏眺,金界宠招携。空色在轩户,边声连鼓声。天寒万里北,地豁九州西。清兴揖才彦,峻风和端倪,始知阳春后,俱物皆筌蹄。

  西边虏尽平,何处更专征。幕下人无事,军中政已成。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醉里东楼月,偏能照列卿。

  上引三诗,创作地点、环境或描写内容都不尽相同,但几乎都察觉不到有任何硝烟之味,若非诗中点明地域为边疆,甚至“难以”将其归入传统边塞诗。那么何以王维、岑参、高适等人笔下会呈现如此的和平景致?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来寻求成因,所谓时间,就是要明了这些诗人身处边塞时,边疆形势是紧张还是缓和?而所谓空间,就是要弄清,诗人们居留之地,究竟有无直接面对烽火之可能。

  首先来看时间因素。林庚先生曾指出,唐自贞观年间破厥及吐谷浑之后,“边塞上的形势就基本上稳定了下来,到了开元年间就更为缓和。”[林庚著:《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先生所论无疑是高屋建瓴的正确判断,但这只是就总体形势而言,实际上,开元以及天宝年间,唐蕃之间多大战,只不过真正高烈度的杀伐征战毕竟只是暂时性的,唐蕃两强,在更多时候还是维持着一种剑拔弩张、高度戒备之下的有限和平状态,而王维、岑参、高适等有代表性的前往西北前线之时,都正值边疆上难得的乂安之际。

  王维于开元二十五年夏以监察御史职出使河西,后又任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判官。次年五月,崔希逸调任河南尹,王维随后也离幕东归。在河西节度治所凉州生活了一年,作有《使至塞上》《出塞作》《凉州郊外游望》《凉州赛神》《双黄鹄歌送别》《送崔三往密州觐省》以及《从军行》《陇西行》《陇头吟》《老将行》[按,《从军行》以下诸诗,难以确切系年,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仅以诸诗所写均为边事而“疑作于”河西。实际上除《陇西行》因“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一诗所提示,很有可能作于开元二十五年冬之外,诗作均无明确依据可证作于河西。]诸诗。其中,《使至塞上》以下四诗所写均为和平景象。特别是《出塞作》《凉州郊外游望》《凉州赛神》三诗具有非常浓郁的西北地域风情。而王维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诗章,根本上还是因为到他此次出使河西为止,唐蕃双方已经维持了将近八年的有限和平。

  如前所述,以开元十五年玄宗批准王君奂继续用兵西北计划为标志,唐蕃双方的攻守态势发生重要逆转,在此后的两年,唐方屡屡主动进攻,尤其是开元十七年信安王李祎收复被吐蕃占据的重要据点青海石堡城,“拓境千余里”[《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七年三月甲寅“朔方节度使信安王祎攻吐蕃石堡城”条,第6784页。],使吐蕃的东向进攻受到了极大遏制,也对吐蕃本境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了缓和局面,从开元十八年起,吐蕃接连向唐遣使求和,此时仍在吐蕃政局中有重要影响的金城公主也多次致信唐玄宗,请求罢兵修好。据《册府元龟》卷979“外臣部·和亲二”,开元二十一年七月,吐蕃宰相论纥野赞等出使唐朝,论氏此行带有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致唐玄宗的两封信函。其中,赞普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且汉与吐蕃,俱是大国,又复先来宿亲,自合同和,天下苍生,悉皆快活,赞扬威德,当无尽期,及至久长,亦无改变。恐彼此边界,黎庶不长委和,虑有恶人,妄生乱意。请彼此差使相监,从沙洲已来,洮州已来,分明报告,使无疑虑,即将永定[《册府元龟》第11503页下。]。

  不仅重申了唐蕃和协的重要意义,而且还建议双方各自约束边境军民,“差使相监”,不再生事。对于吐蕃释放出的善意,玄宗当时尚能积极回应:议界、赐书……,一时间竟然使者相望于道路。在此背景下,沿边地区获得了宝贵的和平建设契机,开元十八年至二十五年,牛仙客与崔希逸先后担任河西节度使职[参吴廷燮著:《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八,第1219—1220页。]。二人均属能吏,主持河西边政时,都做出了显著成绩,到王维出使凉州期间,尽管已经发生了崔希逸败盟出兵的转折性事件[参《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五年二月乙亥“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袭吐蕃”条,第6826—6827页。],但是积七八年之久方才形成的富饶繁盛和睦之局面并未瞬时被颠覆,因而王维才有机缘于此时依然能见及边疆和平,并写下那些富有浓郁地域风情的诗篇。

  岑参与高适于天宝后期进入西北边塞。高适天宝十一载赴河西,佐哥舒翰幕四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后方返回长安。而岑参则分别于天宝八载、天宝十三载两度经凉州(武威)赴西域,前一次的目的地是安西高仙芝幕,后一次的目的地是北庭封常清幕。其中,北庭幕期间,岑参迎来了创作高峰。

  在高岑两位边塞诗人的西北边塞诗创作中,依然有大量的和平诗章,如高适笔下写了凉州一带的佛寺佛塔,可见西北地区的和平建设。而岑参则将描写的重点放在对北庭幕府生活的细致刻画上,而他在往返途中经停凉州之时,所留下的有关当地普通民众生活的诗章,更是极富意趣的生活剪影[如岑参天宝十载作于武威的《戏问花门酒家翁》诗云:“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万瓮花门口。道旁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极富谐趣。]。从数量上看,这部分作品几乎占到了二人同期创作的50%以上。这充分反映了二人在西北边幕的生活是从容适意平和的。而若论其成因,根本上也是因为当时西北边防形势在经历天宝初年的兵戎大举之后,又重新回归到和平安定的状态中。天宝七载哥舒翰再次攻拔石堡城,随后又进一步收复河西九曲、洪济城等地,史载“吐蕃此自遁逃,不复近青海十年。”[《册府元龟》卷398,“将帅部·冥助”条,第4737页下。]这显然对于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起到重要作用。与哥舒翰在河陇前线的积极作为相呼应,曾经几度动荡的西域形势,在夫蒙灵詧、高仙芝、封常清等将领的经营下,此时也趋于缓和。所以岑参在敦煌,会说“敦煌太守才且贤,郡中无事高枕眠”(《敦煌太守后庭歌》);而到了西域,他看到的景象又是:“军中日无事,醉舞倾金罍”(《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上将新破胡,西郊绝烟埃”(《登北庭北楼呈幕府诸公》)。天宝八载闰六月,唐玄宗曾因上尊号而下诏大赦,赦中云:

  征镇之役,其来自久,虽存素备,谅在变通。顷者用兵,盖非获已。今西戎摧殄,北虏归降,南蛮东夷,咸来稽颡,亦可谓四海无事,万里廓清。……

  两相对照,岑诗所言不虚。天宝中期以后,西北乃至整个唐王朝的边疆形势都趋于稳定,各相关民族一度逐步实现和解。设若不是如此,则高岑不可能有如此平适之心态。岑参《奉陪封大夫宴》诗写边城长官举行宴会,如果强虏依旧虎视眈眈,如果边政无成,那么所谓“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醉里东楼月,偏能照列卿”的盛况,是无论如何不会呈现的。

  王维、岑参、高适之所以能创作出这些“和平诗章”,另一个必须要注意的因素,就是他们虽然身处西北前线,但所经之处,所任职生活的具体地点均无需直接面对战争烽火。唐代前期,由于河西地区的重要据点多数掌握于唐方手中,而唐与吐蕃的主战场,基本上被限定在陇南、川北与今青海省全境,河西走廊沿线,安全上是有保障的,因而由长安西北行至凉州,再由凉州继续向西,经安西、北庭两都护,重建起与亚欧腹地交通往来的古丝绸之路。更重要的是,由于应付吐蕃、稳定边疆疆形势的战略需要,唐王朝将河西地区视为前线的后勤基地,因而源源不断向当地输送兵员与军需物资,各种围绕边防而进行的必要军政建设,也得以充分展开,这就使西北沿线出现了一批因军事刺激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河西节度使治所凉州。按,睿宗景云元年(710),唐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统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设治所于凉州。经过长期经营,到了开元中后期,凉州从频遭吐蕃寇扰的边州变为仓储丰厚、桑麻遍野的西北中心城市。中唐诗人张籍《凉州词三首·其一》曾经追忆了唐前期凉州在东西贸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张诗中云:“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而在另一位中唐诗人元稹笔下,昔日凉州的繁华已经到了令人艳羡的奢靡程度[元稹《新乐府·西凉伎》中云:“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哥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将这些诗章与王维、高适、岑参的凉州诗对读,就更加感受到,如果没有凉州的繁荣,那么诗人们笔下是无论如何没有可能出现那样生动细致的和平描写的,因为既没有心境也没有素材。

  自贞观年间唐太宗力排众议,灭高昌,并在天山南麓设置行政机构进行统治之后,广袤的西域就正式被纳入到唐帝国的版图中,尽管这一地区民族关系复杂、发展水平落后,而且吐蕃、突厥、突骑施乃至于西边的大食都觊觎于此,经营西域面临很大困难。但唐在西域立足之后,即推行以均田制为中心的各项制度,西州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唐王朝与中亚世界交通往来的重要桥头堡。至于以庭州为核心的北庭都护府,其所管辖的区域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在北庭设置军镇,除了要抚绥本境诸部族外,更重要的是要抵挡住北边突厥与突骑施对西域的侵犯。而到了天宝前期,二蕃的主力均已被消灭,因此北庭局面实际上已经稳定了下来,甚至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后,伊、西等西域边州在各种来自内地的支援断绝之后,依然坚持了相当长时间,其经济军事实力可见一斑。具体到岑参来说,他虽两赴西域,但是一则此时西域已无大战;二则,尽管其西域诗中也写到了边将远事征讨等事件,但那多是规模与程度都十分有限的局部(事实上,在一个多民族杂居之地,要想完全避免这种的发生,几乎是不可能的),有时候的出师远征,甚至都只能被看做是一种常规的军事演练。况且他本人基本上生活在后方,并没有多少机会亲历烽火,在西域特别是第二次佐封常清幕中,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幕府,并未从事多少实际庶务,这些条件叠加累积,终于形成了岑参边塞诗中较少杀伐之气,而更多西域奇异风情的风格及内容特色。正因为此,林庚先生在《唐诗综论》中才会说盛唐边塞诗实乃“在一种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充满着豪迈精神的边防歌。”[《唐诗综论》,第59页。]

  王树森.唐蕃角力与盛唐西北边塞诗[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51(4):80-89.